Site Overlay

港深两地灵活补位

  图:中央对深圳未来发展作出重新定位,香港如何在区域的动态竞合中趋利避害,值得深思

 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 吴宏斌

  崇论宏议

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早前印发《关於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範区的意见》(《意见》),不仅要将深圳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创新型城市,亦是委与重任,冀望其能够在国家发展的新时期继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。

  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之首,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,更从籍籍无名的小渔村跃升为内地开放程度最高的创科之都。随着内地越来越多主打经济改革的自由贸易区崛起,深圳近年亦面对“如何让特区更特,敢问路在何方”的发展问题。

  此次《意见》的出台,正是中央对深圳未来发展作出重新定位。从“经济特区”到“先行示範区”,深圳不但要继续“先行先试”,保持先拔头筹的优势,更要强化其作为改革开放“样板”和“标杆”的功能,可供複製至全国的发展範本,以推动国家整体的现代化发展。另一方面,由於《意见》是罕有地由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联合发文,属同类文件中的最高规格,反映了中央对深圳的未来发展高度重视。

  今次中央“高调”地为与香港存有“瑜亮情结”的深圳加持,加上文件宣布的时间正值香港发生社会震荡之际,难免有人将其解读为“敲响了深圳将取代香港的警鐘”。其实,《意见》的起始部分就已强调,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範区将“有利於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,丰富‘一国两制’事业发展新实践”;文件的结尾在阐明政策的实施机制时,亦明确指出深圳的发展是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”。从中可见,中央仍是将深圳的发展作为大湾区的“大棋盘”中重要一步。

  香港前景值得深思

  另一方面,文件中18次提到了“香港”或“大湾区”,而作为主角的深圳则出现35次。即使是最令外界认为是“动了香港的乳酪”的金融发展政策,当中所罗列的措施也只是基於深圳现有的优势进行设计,例如与科技在金融业的应用、与港澳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和协调等。如此看来,深圳与香港似是互补多於竞争。

  然而,《意见》的出台亦有其警示意味的。香港具有与世界接轨的法律、营商制度以及资金、贸易、资讯和人才高度自由流通的优势,内地城市短时间内仍难以望其项背。但是《意见》亦赋予深圳在法治、金融以及人才引进、城市文明等多项社会制度进行探索的任务,故我们不能完全排除“先行示範区”未来会在某些方面有“弯路超车”的可能性;更何况当前香港正面对严峻的挑战,正所谓“沉舟侧畔千帆过”,我们不应掉以轻心。

  香港和深圳之间的产业关係从最初的“前店后厂”、垂直分工,演变成现在的水平分工和错位发展,两地一直灵活补位。今后,香港应如何继续利用自身的优势,去配合、参与甚至引导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範区的建设,在区域的动态竞合中趋利避害,确实值得深思。